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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薪传待后昆——俞建华
发布日期:2011/9/14

    与西方不同,我国文人参与绘画的历史很早。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大学者蔡邕曾“画赤泉侯五世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世,时称三美”。又据宋代的《宣和画谱》记载,唐代文人郑虔“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明皇。明皇书其尾曰‘郑虔三绝’”。郑虔死后,大诗人杜甫曾有诗哀之:“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沧洲动玉陛,宣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对郑虔诗书画三艺俱精的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至于历代对唐代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赞誉,完全可理解为日后中国画走向成熟的自觉构想。
    从东汉到宋初,文人以熟练的诗文与书法参与绘事能达到传说中的蔡邕、郑虔和王维的水准,似乎还不到火候。绘画在皇家的干预和社会审美要求的制约下,还是按照它内在的规律,如“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原则指导下使自己成熟起来。诗文、书法与绘画的真正结合,还有待于北宋文人们的实践,如苏轼、文同及米芾父子等。可以这么说,从他们开始,诗书画的有机组合才为文人画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由于元代统治者不像两宋皇家对画院的干预和经营,绘画从宫廷走向了社会。有故国之思的和仕途失意的文人历史地承担起推动绘画进一步发展的任务。他们习惯于在诗文书法中抒情写意的冲动也自然扩展到了绘画。加上那时作画材料由纸替代绢素的变化,为他们诗书画的综合表现提供了宽广的天地。文人画终于在不重视绘画的时代,成了中国画的主流。这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自元以后直到近现代,文人画的繁荣昌盛,使被尊为大师的画家无不具有诗书画并擅的标志。他们不但在绘画上开宗立派,而且在诗文和书法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甚至开宗立派的也不在少数。以诗文而论,赵孟頫、徐渭、文徵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或以精丽、或以宏肆、或以温雅、或以清逸、或以奇崛、或以朴野、或以古拙等情韵流布于世。再以书法而论,从一定角度看,他们的风格与诗文相通而相互辉映,也足可为人楷模。他们对诗文书法的推崇有时还超过了自己的绘画。如明代的徐渭于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有“推到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与成就,他却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现代的齐白石亦是如此,他自认为诗第一,印第二,书法第三,画第四。他俩均把画置于四艺之末,虽有暗弄“狡狯”之意,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诗文与书法的高度重视之情。的确,既称文人画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文人然后才能当好画家。时至今日,文人画的程式与符号大为今人所把玩,却不重视其内涵根本,就是悖于传统的真正继承和发扬了。这对当代人来说是值得深思的。
    诗文与绘画的结合,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着意于在画中体现诗境,倒未必在画面上生硬地作书题句。这类情况,两宋绘画最为典型(当然作书题句还未成风气)。画家可能是文人,大多数可能不是,但由于他们善于从大自然或现实生活中发现美,通过他们的惨淡经营和九朽一罢,把这种美升华为一种令人遐想的境界,这样,诗情诗境也就呼之欲出了。特别是宋徽宗赵佶以古诗句作题遴选画院画师,更助长了画家们在画中演绎诗境的能力。待到宋室偏安一角之时,南渡的画家们在“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的江南,开拓了新的审美视域,从而导致了笔墨技法和经营位置的革新,使大多数作品呈现出一种幽远清空的优美的诗的意境,这种诗与画的隐性结合正是文人画成熟之前绘画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北宋画家全景式的绘画格局是鸿篇巨制式的班、马文章,那么,南宋画家一角半边式的绘画体制则是朝华夕秀般的柳、秦小词,更切入了诗的优美境界。的确,一幅幅南宋小品就是一首首精致而灵秀的小诗,拨动了千多年来观赏者的心弦。
    古代文人借绘画来抒情明志,固然有深得诗味之长,然而不管是为了进一步阐发诗境也好、或为了更畅快地展示才情也好,以潇洒的书法把自己的诗文直接“侵入”画面,自元以来更形成了风气。于是,文人画就以诗书画三者显性结合的模式稳固地屹立于画史之上了。由此,使我们相应地形成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凡是未经诗文题写的作品似乎还有待完整。因此,从赵孟頫起,元四家、吴门画派、四高僧、扬州八怪……一直到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无不在这三艺(或四艺)的结合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管是短题还是长跋,不管是古隶还是狂草,在画面上心手双畅地自由挥洒,使绘画充盈着文学和书法的浓郁气息,文人画由此走向了真正的成熟。
    到了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20世纪,或许是出于对中国画这一民族艺术的卫护,也或许是为了使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焕发更加光彩的民族气派,坚持传统文化和兄弟艺术对中国画的滋养充实,依然是这个时代大师级画家们的主张。如来自乡间的画家齐白石说:“诗思夜深无厌苦,画名年老不嫌低。”学者型的画家黄宾虹说:“自古通才,文章名世。而深于画事者代不乏人。”重视教学的画家潘天寿说:“从事中国画的人,诗、书、画、印四项,必须俱全。”毫无例外地都强调了中国画家的必修之课。虽然这些大师级画家的主要功绩还是他们对绘画的借古开今,但齐白石诗文的老辣茂朴和书法的天真野逸,黄宾虹诗文的古质恬淡和书法的清癯古雅,潘天寿诗文的沉郁清丽和书法的奇崛跌宕,均不让专一的诗家和书家。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文明的更多引进而忘记在这些大师身上所包蕴的传统文化及焕发的民族之光,从而淡化上述的必修课程。至于清末民初以来一些画家尽管亦通诗书,但画艺平庸、诗文浅薄、书法甜俗,是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国画家应有的修养和技能的。
    ¬有鉴于此,胡文虎先生汇编的《中国历代名画题跋集》,以分类的方法辑录了自宋及今的名画家或他们的友人的题画诗文,虽不能说赅备无遗,但也容量可观。如果说画家的自题,是对自己作品内涵的阐发,那么,别人题的,则可看作是接受者对作品的解读。当然,其中也难免有应酬之作,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情趣。对于一位现代中国画家来说,读一读古代的和现代前辈们的诗文,或许会有一种亲切感。如果养成阅读的习惯,不仅在挥毫时可作参考借用,而且也许会渐入佳境而乐此不疲于诗文的写作呢!陆俨少先生说:“庶几初学之士,有志创作,撰文题写,得到启发,有所楷模。一篇在手,受惠实多。”吴木先生说:“画之题跋不仅有添花绿叶之功,或审定真赝之助,且可为艺林史证之用。”也是说明诗文对绘画的重要作用。
    但愿当代以继承文人画传统为己任的画家们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仍然重视古来画家们之所以成功的必修课学习,不管怎样地求新求变,21世纪中国画大师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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